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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把鼓励原创思想的理念进行得更加彻底一些”，日前，上海一个上了央视《新闻联播》的“特区”引发热议。这个名为“基础研究特区”的科研支持项目，充分尊重作为特区主体的科研机构和院校的自主权，“可以自由选题、自行组织科研，自主使用经费”，并且在考核目标上“接受失败，允许试错”。

2021年，上海出台文件推动“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”，试点设立“基础研究特区”，以营造鼓励潜心研究、长期攻关的科研气氛。包括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中科院上海分院在内的6家科研机构，开始大胆探索合适的科研管理和成果评价制度，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和专业，自由选题、自行选人、自主使用经费。按传统的科学研究项目申报、审批机制，从申报到立项再到资金划拨、考核，决策、监管的权力都在各级行政机关手中，而上海这个“特区”的特，首先就特在科研项目审批权力的下放。

有此科研政策的大礼包加持，复旦大学在项目申报、过程管理及结题考核等环节，开始“不简单以科研成败为导向”，赋予项目负责人充分的科研路线自主权。同济大学则改革考核评价机制，在项目执行期间，根据入选人员类型，取消了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。“特区”政策所向，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对传统科研管理模式的大动筋骨，每一条在外界看来都不那么容易。况且科研体制改革的背后，都可能涉及原本条块分明的部门利益，以及科研权力的再调整。

“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，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”，基础研究之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毋庸讳言。但基础科学研究的周期长、成效慢同样也是科研领域的现实情况，在相对应的传统科研支持体系中，基础研究不讨巧、不出活儿的角色地位，可能就在这相当长时间的消磨中被固化，进而限制科研工作者的选题走向、兴趣落点。正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聂明所言，“从既往的经验看，一些科研项目限制条件多。因为害怕失败，科研人员的‘胆子’也会变小”。

上海“基础研究特区”政策的特殊性，核心就在于尽最大可能为科研松绑减负，不让科研项目审批、验收过程中的条条框框，束缚住科研工作者的手脚，充分释放科研团队的创新冲劲。

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，为科研工作者松绑的同时，客观上可能也把相关压力控制在了科研机构这一层，以及选择放权的政府层级。在政策尺度范围内，政府每年向各家“特区”投入1000万至2000万元，持续5年，试点单位以不少于1∶1的经费比例共同投入。资金到位，政策给足，各方都在尽最大可能地尊重科研自主，放权给专业评价，营造自由研究的氛围，事实上也在给“特区”政策五年周期末的总体成效评价提出了另一个容忍度的问题：既然是基础研究，并不必然遵循客观的时间度量，对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支持同样需要足够耐性的科研政策支持，而第一个五年周期后的政策延续性，也同样需要制定相对宽松、专业、独立的考核机制。在科研审批权力下放、为科研创新松绑的同时，更要有相当的格局，能为科研机构审定项目、输出创新成果留出一定的时间差，包括进一步提升和延续容错机制的层级。

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，科学研究注定无法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短道速成，先放开科研的手脚、撑大学术的边界，才有可能出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。宏观科研政策的长远布局，要锚定科技自立自强的大目标，呵护扎扎实实、勤勤恳恳的小研究。

科技发展的路径往往不在有心栽花，而是无心插柳。对于科研道路上的那些貌似“无心插柳”的基础研究，要能够抱以宽容、施以援手。上海“基础研究特区”的探索，在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摸索一条符合规律的科技发展路径，诚望“特区”的科研新政能有更多、更快的可复制经验得以推广，为科学的大发展营造更宽松的制度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