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老人聊天和跟年轻人聊天是不一样的。年轻人聊起天来往往特别有针对性、直指目标，老年人有一定人生阅历，心态也比较平和了。

老年人聊天，有时候说着说着就“豁”出去说到别的事情了，但人生的精华都是在这些豁出去的地方。

我们昨天采访了一名88岁的老太太，虽然采访项目关于解放以来洗澡、理发、如厕的演变，但我们也不插话，老太太想到哪就说到哪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她88岁高龄，刚做完一个心脏手术，医生问她，有的病人听到某某指标高出正常值十来倍直接就吓软滑下去了，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怎么心态这么好的。老太太说：“我都想开了，没有什么的，吓自己又怎么样啦，这病又不会好，我的人生没有任何遗憾，随时随刻准备好要走的。”

老太太说，每天上床之前，都会跟自己的拖鞋对话，她说：“拖鞋，很幸运今天我们多做了一天朋友，希望明天还能跟你碰头哦。”

听这句话时，我们三个采访人都哽住了，差点要哭出来。

她是个特别可爱的老太太，有很多兴趣爱好，喜欢收藏洋娃娃，有很多漂亮的胸针。年少时是大小姐、独女，家庭条件非常好，妈妈是有点小名气的电影明星，爸爸是实业家，小时候住的房子也很大。但是她小时候剪头发，就是弄堂口一刀剪平。后来她看到妈妈去南京理发店，说怎么做完那么好看，立志以后赚的第一份工钱就要去烫个头发。

后来，理发烫发就成为了她人生一直到现在都很重要的部分。这次她出院了，说住院22天了，该去洗洗弄弄了。直到这个年纪，她还是会去弄的。

我们这个课题，洗澡、理发、如厕，是非常细碎的，但就是从最基础需求去看人生、看空间的变化、时代的变迁。乍看漫无边际，但是一生的故事就这么被串联起来了，好像女性主义的解放从这种生活方式的细节里也能看到。挺好玩的， 很多时候人生的真谛都是在这些吃喝拉撒里面的。

每个老人家各有千秋，访谈多了之后，在个体的身后，能看到他的家庭、他的性格、他的人生走向，再看得宽一点，就是家庭所在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

再比如说，张芝老师的丈夫朱曾汶以前是华纳电影公司的。在做张芝老师口述文稿整理时，我们加入了少量有关她丈夫的内容。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汤惟杰教授早前来看望二老时，拿了一本朱老先生在解放前创办的杂志——《水银灯》合集。杂志封面的角落上能看到定价，从1948年12月的七元，到1949年5月变成了金圆八十万元，这背后就是物价暴涨、推出金圆券、钞票不如草纸的那个时期，后来这本杂志也是因为成本较高，就停办了。这很有一种沙中看世界的观感。

我们做口述历史时常有一句话：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博物馆。

每代人都会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在身上，辗转不同地方的人又会有独特的地域特色。在你没有跟他产生对话之前，只看他的外表，走在路上对方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个体，但是当他坐下来阐述他这一生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像百宝箱被打开了一样。

每一场访谈过后，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这些事儿，好像都已经在你的心里了，跟受访者就真的有点像灵魂之交。

其实，很多老人蛮孤单的，欠缺陪伴，他很愿意聊很多以前的事情。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像陪聊一样，跟他聊天他很开心，我们能聆听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也很欣慰。

有一次，我们采访一个老爷爷，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一说就是几十年啊。从12岁一个小毛孩子，一直说到退休。”

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没话聊的。可能出于中国传统观念，大部分人都比较低调内敛，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事情，但在我看来，再平凡的人都有独特的经历。

拿我自己家的老人来说，我在香港做项目时，会想我到底是从哪里来、我到底是谁、我以后要走向何方，就很想去听一听我们家老人家的回忆。遗憾的是，在我真正开启这个事情之前，他们陆续都过世了，我没能再听见他们的故事。

但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们都有一些很独特的人生经历。比如说我爷爷，外人在路上遇见，可能也就觉得是个很干瘪的老人家。但我有听奶奶说过，说到他们结婚不久，奶奶乘火车从浙江去东北看爷爷，因为爷爷在东北当志愿军。她说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么远、那么寒冷的地方。那天好像还飘着鹅毛大雪，我爷爷就披着一个军绿色的大衣，站在火车站台上等她。从我小时候出生、留在我印象当中的，都是他们老去的样子，一天到晚吵得鸡飞狗跳。奶奶在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，就觉得也许爷爷奶奶也有一些很独特的事情。那就越来越想知道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他们的上一辈是怎样的，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。

所以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值得被记录下来的，只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会鼓励大家， 在还有机会的情况下，跟家里的老人家好好聊聊天，不要当真正想聊的时候，人不在了。 我现在跟我爸妈就好好聊天。

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之后，家人之间特别能够理解对方，家庭关系也可以变得非常融洽。张芝老师的项目做完了之后，我现在比我先生更了解他的外婆是什么样子的。

老年人比较悠闲，可以很从容地分享人生经历。这些事情在他脑海中沉淀了几十年，我们去提问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些记忆里最深刻的东西提炼出来分享，这些都是人生的精华。在某些场景里，跟他们发生这样的对话，我觉得还蛮幸运的。

我们在做枕流公寓第一个个案的时候，采访的是上海市文联退休职工、文艺理论家叶以群次子叶新建。当时我刚刚离开上一份工作不久，整个人依然处于焦头烂额、魂不守舍的状态。

那天我和摄影师王柱扛着设备、敲开叶老师家门的那一刻， 整个人好像从那种很糟糕的状态里抽离出来了，回到了可以思考、可以感受这个世界的状态，觉得自己活了。

他家的房子其实蛮旧的，五六十年代的样子，墙漆有一点剥落，地板颜色也有点陈旧，但是这是一种原汁原味，让人踏实的感觉。房间挑高很高，那天的阳光又特别明媚。他很从容地泡杯茶放在窗台旁边，冒着烟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开始说了。他是哪一年搬到这里来的、全家多少口人搬来的、房间是怎么分配的、爸爸平时在哪个位置工作，我的脑海就跟着他的叙述展开想象了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他上山下乡选择了北大荒。我问他原因，他说他很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遗书里交代孩子们一定要到农村去、一定要到广阔的外头去感受这个世界。再加上他父亲之前跟他们共同相处的经历，他曾经带孩子们看过一部电影——《老兵新传》。于是，他选择了特别遥远的北大荒，去感受一下，一去就是十年。

那一刻作为访问员，我能够感同身受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，但他父亲在他的讲述当中活过来了。访谈快要结束时，他还指着不同的方向开玩笑说：“你怕伐？我们家三个人都在这大楼里走的，父亲、外婆和我母亲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不害怕，我们对于受访者是很感激的，感激他们可以把家里这么隐私的生离死别、人生每一个重要的抉择，都毫无保留地跟我们分享。

走入现场的次数多了之后， 就会有这样心灵相通的时候， 在某一刻被触动到，会“上瘾”、“中毒”，于是离口述历史就更近了一步，不可自拔地想把这个事情做下去。

我们在做项目时，有时也会和一些有着一技之长的朋友相遇。今天，我们身边一位很好的朋友Luna，她拍照特别好看，我们近期在一起策划一场线下活动《你好，_____》摄影工作坊，鼓励和陌生人聊天，聆听他们的故事，用手机记录他们的状态。Luna那天脱口而出：“感恩大家，让我无聊的生活有了些活力。”这其实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再体现，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被看到、被听见。

王南游其实也是在用业余时间做这项工作，她说之所以会一直做下去，是因为这个事情可以在内心为她搭起一座小房子，好像不会在工作里面被完全淹没，迷失方向。

我觉得，这项工作在为我们个人建设小房间的同时， 也许还可以为很多人建设他们的小房子。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做老师，我们说有教无类，每个学生都是非常不一样的，把这套的理念转换到生活当中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价值跟需求。

对我们工作室来讲，我们持有开放的态度，欢迎大家的加入，集思广益，发挥各自的价值。

口述历史在历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做法，我们博取众长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门路。经过若干事件以及调研，我们决定在文稿中保留对话的方式，这样子比较原汁原味，就像在访谈现场一样。每一个人的语言特色本身，就是一种人生经历的体现。这些稿子和片子发布之后，不同学科、不同背景的观众会有自己的阅读偏好和研究重点。

我们除了做To B的比较大型的集体记忆项目以外，也提供针对私人的口述史服务，出乎意料地发现，这项服务的送礼属性还蛮强的。在一些特殊的人生节点，比如结婚、退休等等，一些人会希望为他的好友或者他敬重的长辈购买这样的服务，让他们留下一份独特的人生纪念。

其实口述历史不一定非要去做年纪大的人，不同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悟，三十几岁去回忆前面1/3的人生，跟在六十几岁去回忆前面的五十几年，会有不同的感悟，就像拍人生纪录片一样，记忆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、重复加重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些回忆可能会被扭曲、被淡化， 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
当然针对高龄老人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在抢救人类的非物质遗产。我们有遇到一位老先生，他在访谈次年过世了。当时，他的故事正好在媒体上发布了，他太太对此非常感激。她说幸好有了这场采访，因为先生走得很突然，她没有办法接受。看完文稿和短片，她觉得她的先生还活着，因为他就在短片里坐着说话啊，她对着片子老泪纵横。

他们的儿子当时在国外，因为回来要隔离，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见上。我们把录像的素材放进U盘、照片洗好装框给到他们，对他们来说，也是个留念，因为老人平时也没有拍照的习惯。

对于这些遗憾，我没办法处理，只能让它留着，化悲痛为干戈 ，更好地投入到已经认定的方向上去，像一个传道士一样不断地跟人家说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，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的。

以前在香港美荷楼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采访过几百个住在深水埗石硖尾地区的受访者，里面包括大导演吴宇森，包括《岁月神偷》的导演罗启锐一家，还有一些看起来似乎默默无闻的住户们。我们在社区博物馆里把他们曾经的居住环境复刻了出来，小到关于一个菠萝包，大到关乎香港公共房屋的政策。那些有过公屋居住经历的人们喜欢来参观，国外的友人对这样的保育活化项目也非常感兴趣。罗启锐后来也来过，在罗氏鞋店故事前站了许久，跟他电影里拍出来的场景都能对应上的。罗老师去年过世了，他是通过电影的方式记录下了罗家的历史，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狮子山下精神。当我们在做美荷楼项目的时候去看这部电影，那真的是感慨万千，看到他们台风天去救鞋店，都会哭得跟傻子一样。

人的记忆有时候会有偏差，特别在针对一些特殊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实践的时候，我们会对照档案史料去看，当然不是说档案史料完全正确，我们会反复考证，当看到多方资料可以互相印证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张芝老师受访时提到，1940年代末，亚美麟记电台有一个节目和“流动诊疗车”相关。当时我没懂，慈善事业和广播事业是怎么搭上边的？在整理访谈文稿的时候，联系了电台老板的女儿陈颂周，才拼凑出“流动诊疗车”通过电台宣传筹款的历史全貌，因为陈老师手上就有电台当时跟红十字会签约的文件。

龙应台说：“个人记忆跟集体记忆细密地编织在一起，你的记忆决定了你会忠诚于谁，反叛于谁，决定了你的爱、你的恨。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一片织布，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一根丝线，如果把个人抽出来，他就会断裂。”

个体记忆是琐碎的，是一根丝线，集体回忆是一条条小丝线串成的大网。这些记忆决定了你相信什么，决定了你坚持走下去的道路。一个人对于自我的认知、对于一个家庭的认知、对于社会的认知，都来自于他的记忆。